红楼学人里面学问精深、性格鲜明者比比皆是，要论最“痴”最“狂”的，不能不提到黄侃。他骂过专制腐朽的清廷，也骂过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他治学精深又固执保守，尊师重道又倨傲不羁。他不拘小节、特立独行、恃才傲物……终其一生，留下一代国学名士的许多趣闻轶事。

黄侃

痴迷国学

黄侃，1886年生于四川成都浙江会馆。父亲黄云鹄为清朝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特别重视对他的教育。黄侃幼年聪慧过人，熟读四书五经，人称“神童”，16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因父亲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交往，他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不久，黄侃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结识章太炎并跟随他学习数年。回国后，他奔走各地组织反清活动。

1911年7月，黄侃针对清廷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奋笔疾书，为武汉《大江报》撰写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鼓动新军造反。此文见报后，风行全国。清廷震动，查封《大江报》，黄侃侥幸脱险。后来，他目睹民国政治腐败，逐渐转向学术研究。1914年秋，黄侃应北大邀请，受聘担任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辞章学、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黄侃治学勤奋严谨、孜孜不倦，已达痴迷程度。他为节省时间做研究，将馒头、辣椒等放在书桌上，饿了就用馒头蘸辣椒往嘴里送。一次看书入了迷，他误将馒头伸进砚台和朱砂里，结果把自己涂个大花脸却浑然不知。正遇朋友来访，见他如此模样，便大笑起来。黄侃竟一脸愕然，不知朋友为何而笑。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领域有很深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是学问精深。所治经、史、子、集诸书皆能应答如流，具体到某篇文章，甚至某页、某行，令人惊奇。他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还常教育学生，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他讲授《文选》《文心雕龙》等课，生动传神，尤其是抑扬顿挫的朗诵，吸引许多其他系的学生前来听课。课后学生们纷纷模仿他的音调，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时听课的学生、后成为国学大师的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

黄侃曾说：“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该圈点书籍五部。”他如是说亦如是做。黄侃在课堂上讲授《说文解字》，不带原书，不带讲稿，却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学生们下课以后去查原书，发现讲解一字不漏，一字不错，都佩服得不得了。课堂下，他的《说文解字》每一页里面，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色笔记，有朱笔批红，还标有各种各样的符号。《说文解字》全书解读了近万字，每个字后面都录有前人的讲法，也有他的理解。对各家之说，他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逐条记在上面，可见钻研之深。

新文学的反对派

当时北大汇集学界新旧各派翘楚，堪称学术重镇，在此任教的既有辜鸿铭、林纾、黄侃等保守派，也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新派人物。黄侃以名士自居，以求学问育人才为己任，为人刚直，我行我素。

陈独秀受聘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校长蔡元培召集文科教职工欢迎他。众教授碍于校长面子，还算客气。突然，黄侃头戴黑色短㏾瓜皮夹帽破门而入。因陈独秀大力倡导文学革命，两人关系素来不睦，黄侃一看是他，大笑一声叫道：“一个区区桐城秀才，也值得这么兴师动众么？”话音未落，即转身狂笑而去，令陈独秀尴尬不已。

即使对自己的同门，黄侃也同样不讲情面。黄侃与钱玄同同为章太炎门生，黄侃以大师兄自称，戏称钱玄同为“钱二”。二人在北京章太炎寓所相遇，因不满钱玄同等人搞文字改革，黄侃指着钱玄同道：“二疯！我告诉你，你很可怜呀，现在先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大怒：“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管得着吗？”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后经老师章太炎一番劝解，双方才作罢。

黄侃对新学的拥护者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其中对新派风云人物胡适的奚落和责骂尤多。胡适任教北大，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黄侃高足傅斯年等人很快倒向新文学阵营。黄侃上课前，常常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学，一逮住机会，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聚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听到，心里很不痛快。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笑道：“且息怒，我在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在座众人哗然大笑。还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说完，他还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听此，无可奈何，一笑置之。

从感情上来说，黄侃依恋着传统文化。但骂归骂，他并没有像林纾等人那样，写出抨击胡适、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他深知，上课发发牢骚，骂骂人，是名士气，是潇洒；如果笔之于书，互相攻击，就是小家子气。他也知道，新文化代表着未来，曾对学生陆宗达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绝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

进“章门”又入“刘门”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黄侃恰好和章太炎同住一栋楼。章太炎此时正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国内改良派展开论战。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来不及上厕所，便从窗户朝外小解。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闻此异味，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是贵公子出身，且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考据训诂学大师，黄侃久闻其大名，敬仰其学问，便拜他为师。自此，黄侃跟随章太炎学习数年。

自视甚高的黄侃，常常目中无人，但唯独对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始终信奉太炎先生，有诽议其师的，他必定据理力争。章太炎也称他“性虽怪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太炎审阅。他对章太炎的字纸特别珍视，每获来信，就裱起来珍藏。章太炎知道黄侃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写几幅字、几首诗赠予他，黄侃每有所得便如获至宝。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却对一人以礼相待，这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在东京通过其师章太炎结识刘师培，二人甚是投缘。刘师培归国后组建“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一天，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聚会，胁迫众人拥戴袁世凯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愤而起立，严词拒绝：“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去，到会人员也随之离开。

黄侃反对刘师培的政治倾向与帝制活动，与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一直秉持的民主革命思想有关。但他佩服刘师培治学功底深厚，尊重其学术成就。帝制活动失败后，刘师培声名狼藉、潦倒不堪，被兼容并包的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3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他的心思。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可当传人，黄侃即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结果第二天，黄侃用红纸封了10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欣然接受，此时已是1919年夏，离刘师培11月病重去世只有三四个月时间。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可见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

黄侃有一句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天赋异禀的他不幸于49岁就去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憾事。他身前虽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却被学界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提出古声十九纽说、古韵二十八部说、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等，得到广泛认可。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陆宗达、潘重规等著名学者，影响深远。

（执笔：张惠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