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位重要思想启蒙者。他开风气之先，重新梳理中国哲学史，致力“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积极推行白话文，倡导改良主义，成为影响近现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他就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胡适。

胡适

学贯中西“洋博士”

胡适1891年生于有着“邑小士多、代有闻人”美誉的安徽绩溪，自幼受教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1917年夏，经陈独秀举荐，接受蔡元培聘请，“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

此时的北大正处于新旧转换时期，学术氛围仍以保守势力为主，胡适这位“洋博士”的到来，无疑引起人们很大关注。初入北大，未满26岁，便要讲授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等重要课程，他能胜任吗？

此前，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姓陈的老先生，课堂上旁征博引，但治学守旧，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在一片质疑声中，胡适走上讲台。他身形清瘦，一副黑圆框眼镜，一身整洁长衫，看起来和学生差不多，讲的课却让人们大为诧异。当时听课的学生顾颉刚回忆：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这样的讲课方式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和抵触，想把胡适赶下讲台。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评断。结果，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听出了门道，便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这一条路”，正是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辟的新路。此前的一些教授们讲课，大量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正史，使学生如堕云雾，摸不着头绪。胡适首次运用近代西方治学方法，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为基础，偏重考据实证，抛却神话传说，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中，找出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因此，他的课逐渐被学生们接受，选修的人多了起来，还常有其他大学的学生来旁听。由于人太多，课堂改到了红楼大教室。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后成为哲学家的冯友兰评价：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胡适以讲义为基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采用白话体和新式标点，蔡元培作序，共12篇10余万字，一经面世就轰动一时，不过两月便再版。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不仅在北大讲坛站稳脚跟，还在中国学术史占有一席之地。蔡元培给予高度评价：“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中国哲学史教学取得的成功，激励胡适全面考察并重新评估旧学术、旧文学。12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通过考据实证，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和古典通俗小说，从而再造中华文明。他带动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等北大师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考证新范式，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至今。

胡适通过考证提出，井田制是孟子“凭空杜撰”，经《公羊传》《周礼》《汉书》等不断完善，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他支持顾颉刚的古史辨观点：中国古代历史很多是伪造，这种伪造是“层累地造成的”，一个个朝代不断添补完善，并由此概括出“历史演进法”。这一总结，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对古史、古书的怀疑与考辨，渐渐成为一种风气。

胡适在考证古典通俗小说上贡献良多。首先考证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并重新作序。它以一种新的姿态面世——加上标题符号，出版后一时风行，深受读者喜爱。胡适还考证了《水浒传》，确认其经过近400年读书人不断整理、主要人物由36人增至108人、短篇逐渐形成长篇的演变过程。1920年夏，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水浒传》加上标点、分段，并将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作为导言一同出版，结果一时洛阳纸贵，几次加印都供不应求。1921年，他又开始考证《红楼梦》，开创了影响至今的“新红学”。在顾颉刚、俞平伯帮助下，考证出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是曹寅的孙子，而非儿子，还考证出续作者高鹗的生平。此外，他还考证《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他的努力，为我国古典小说研究，打开了一条新道路。

文学革命“急先锋

对新文化运动这场伟大革命，胡适更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先秦时代那种朝气蓬勃、自由探究真理精神的复苏。

1915年夏，正当陈独秀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纽约州小城绮色佳（Ith，现伊萨卡），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一帮留学生，围㐁“中国古文是否是半死的文字”展开激烈争辩，所有人都站在保守的梅光迪一边，也由此“逼”出了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9月17日，他在写给梅光迪的一首诗中直抒胸臆，大胆宣告：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绥，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真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这首诗里，胡适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3天后，又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提出“诗国革命”。此后，他们书信往来多次辩论。正是这些争论，让胡适思想上有了“根本的新觉悟”，他认清了中国文学“有文而无质”的问题，僵化的文言文怎能表达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1916年秋，胡适把留美同学间的讨论和自己的见解写信给陈独秀，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和具体的“八事”。陈独秀如获至宝，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认为这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随后，胡适根据陈独秀要求，将这些主张写成一篇文章，以《文学改良刍议》为名，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成为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引起了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巨大反响。

陈独秀最先响应。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盛赞胡适为了中国文学革命，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紧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纷纷撰文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开启中国白话小说的新篇章。自此，中国文学史掀起了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让胡适大感欣慰的是，“活的”白话文取代“死的”文言文，很快取得成功。1919年开始，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全国各地的青年通过活字印刷机或者油印方式，编印了400多种白话文报刊，直接推动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正式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小学的一、二年级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1922年后，所有小学教材都采用国语（白话）编写。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本以为至少得要25年至30年才能有所突破，没想到短短4年时间便取得如此重大成功。

白话创作先行者

1916年8月23日，胡适静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窗口，看着窗外的长林乱草。忽然，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另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儿，也慢慢飞下去找同伴。这触动了胡适，回想一年来他和留美同学间的文学争论，心中泛起“一种寂寞的难受”，于是写下一首白话小诗《朋友》（后改名《两只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新诗发表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语言平直如口语，借景抒情似白描，一时在中国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胡适大力倡导下，尝试作新诗的人渐渐多起来，他非常高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钱玄同还为胡适即将出版的《尝试集》作序，称赞他用“现代的白话”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才是“新文学”。

《尝试集》收集胡适自1916年8月3年来所作白话诗，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它是现代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可谓开风气之先，取得了“诗国革命”的重大突破，影响了一代诗人的成长。著名作家冰心曾说：“像胡适的《尝试集》和俞平伯的《冬夜》等都是我喜欢看的书，其中以胡适的《除夕诗》和《我们的双生日》，完全用通俗的国语写成，不但易懂，而且非常有趣。”

胡适还大力提倡白话短篇小说。1912年，他便开始用白话文翻译欧美文学名作，最早翻译的是法国文学家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新文化运动初期，他又翻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1919年10月，他将10篇译作合集出版，名为《短篇小说》。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小说，也不同于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采用直白通俗的白话体，让读者眼前一亮，为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

胡适曾尝试创作白话小说，1919年2月《新生活》第2期发表的《差不多先生传》，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的艺术形象。开篇写道：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小说发表后广为流传，趣味盎然的文字，入木三分的刻画，含义深远的寓意，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胡适的代表作之一。

胡适还主张采用西洋戏剧的新观念和新形式，进行“戏剧改良”。在他积极推动下，1918年6月、9月，《新青年》分别推出戏剧大师易卜生和“戏剧改良”两个专号。胡适还亲自操刀，用白话创作第一部完整独幕剧剧本《终身大事》，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胡适用白话这个“活的文学”工具，创作了大量成果，引领着一个影响深远的新文学潮流。

点滴改良实验者

美国求学期间，胡适便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回国时，他抱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倡导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胡适只写“小说文艺”类文字，没有参与刊物对现实政治的批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胡适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持消极批评态度，他认为：五四运动干扰了中国文艺复兴，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许多人都“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于是，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挑起了一场论争。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指出：谈“主义”是件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主义”使人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不再费心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

文章引起蓝公武、李大钊等人批驳。蓝公武率先在《国民公报》发文反驳：涉及实际问题之前，先谈点“主义”，是有必要的。“问题”的本身，便是“主义”制造出来的。李大钊也很快写就《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针对“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改良主张，他提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为反驳蓝、李二人观点，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底，警察突然查封了《每周评论》杂志，“问题”与“主义”之争戛然而止。

1922年春，胡适与《新青年》正式分手，开始创办《努力周报》，倡导由“好人”组成的“好政府主义”。不久，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为扩大影响，打算约一些“好人”加入。他首先给李大钊打电话，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开会，后又打电话给陶行知，得到赞许。第二天上午，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等人齐聚蔡元培家，经过讨论，同意列名作提议人。于是，5月出版的《努力周报》第2期，刊登了这篇蔡元培领衔、胡适起草、16位知名学者签署的“好政府主义”宣言。

9月，实验“好政府主义”的机会来了。在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改组内阁，出任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这届内阁因此被称为“好人政府”。胡适为此倾注了很大心血。可这个“好人政府”，不过是吴佩孚装点门面、压制各派军阀的幌子，仅仅维持72天便无奈收场，“好政府主义”也因此声名狼藉。

面对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残酷现实，胡适基于实验主义提出的点滴改良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水中捞月。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须着眼于“根本解决”，这正是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几经比较后的选择——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代表着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的这场论争影响深远，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因政治理念不同，新文化运动阵营出现分化，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后来委身于国民党阵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急先锋”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诸多开创性贡献，都值得充分肯定。

 （执笔：张惠舰 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