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思想影响下，北大的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日渐兴盛。一些抱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学生，认为“共和国家应以平民教育为基础”，自发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通过讲演、出版报刊等方式开展活动，对促进当时北京地区社会教育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平民教育初现北大

1918年，北大学生给蔡元培写信，介绍学校工友何以庄爱好学习，“四书”多能背诵。蔡元培收到信后，觉得不可埋没其特长，于是将何以庄调入文科教务处工作，并决定在4月面向学校工友开办文化补习班，称为“校役夜班”，教师由学生轮流担任。

半年后，曾在夜班任教、后赴美国留学的北大学子刘光颐给蔡元培来信，提到国外大学的校外服务，希望北大能以类似的方式成为“社会文化之普及”中心。这一提法对于蔡元培来说并不陌生，只是之前时机尚未成熟。经过慎重考虑，蔡元培在北大秋季开学式上，从“普及学问于平民”的意义上来谈“校役夜班”。

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演讲大会，蔡元培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

北大法科系学生廖书仓听后深受启发。廖书仓1914年从湖南考入北大，一心向学，刻苦上进，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18年10月，北大成立国民杂志社，廖书仓、许德珩、邓中夏等作为成员，积极进行反帝爱国与争取民主的宣传，并在天安门、中央公园等地开展讲演。这些活动，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建立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

邓中夏作为廖书仓的同乡好友，对平民教育深有同感，他曾在1919年2月致信蔡元培，转述同学来信中的意见，认为大学为教育最高机关，有转移风气指导人民之责，应带头发动设立民间阅书报室等启蒙教育机关，以便让“人民耳目心知有所寄托，有所开发”。这与廖书仓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找到许德珩、黄日葵、周炳琳等人商量，决定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

1919年3月23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马神庙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临时主席廖书仓报告了讲演团筹备情况，大会通过讲演团简章，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会议选举廖书仓、邓中夏为总务干事，罗家伦、康白情为编辑干事，周炳琳为文牍干事，易克嶷为会计干事。团员多为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成员。从此，平民教育以社团为平台逐渐活跃起来。

走出校园开展活动

讲演团成立之初，活动局限于城内，讲演方式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在定期讲演场所没有落实前，讲演团在蟠桃宫和护国寺两地开展了不定期讲演。首期讲演在蟠桃宫举行，从4月3日开始，连续3天举办38场讲演。讲演当天，“北京城黄沙漫天，不堪张目”，但听讲者非常踊跃，出乎大家的意料。

讲演内容多以自然知识、生活常识、通俗教育为主，辅以少量时事。如许德珩的讲演，就以“勤劳与知识”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述知识与勤奋的关系，号召听众“将做事的余闲去看白话报，入贫民学校，听讲演，知识渐渐就会充足。警察厅与高等师范所设的贫民学校，不要钱。白话报花钱不多。更有我们的讲演团，是专为大家设的，常常出来讲演。若是肯来听，稍稍总有点益处。各位要努力。有儿女的，要送他读书，或做事，万万不要叫他要饭，讨钱”。由此可见，讲演团成立的初衷是希望平民们多学知识，以文化脱离贫穷，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所

从4月28日开始，讲演团借京师学务局所办东、南、西、北4城讲演所，每逢星期日开展定期讲演。团员分为4组，一组8人，以轮换方式开展。

五四运动前夕，团员们迅速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5月3日晚，廖书仓主持在北大召开的13校学生集会；许德珩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5月4日上午，罗家伦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作为当日游行传单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邓中夏、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易克嶷等团员，与北京各校3000余名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宣传爱国。

因团员多投身于五四运动，讲演团在6月6日宣布“暂停讲演”，活动暂时告一段落。到年底，讲演团活动逐渐恢复。

1920年3月14日，讲演团召开第3次常务会，选举邓中夏、杨钟健为总务干事，决定把讲演活动向农村、工厂延伸，并制定了详细的讲演办法。设立丰台、长辛店、通县3个讲演组。丰台讲演组由汤炳荣、刘炽昌、王星汉、郭衍盈、李苍棠5人组成；长辛店讲演组由罗运磷、刘正经、张广鸿、杨钟健、马元材、杨真江、邓中夏7人组成；通县讲演组由陈兴霸、戴朝震、周长宪、熊卫邦、汤炳荣、田奇瑞、朱自清、杨钟健8人组成。

乡村讲演活动的艰难出乎团员们预料。除了在通县的讲演℀较顺利外，其他两地的讲演都不尽如人意。

1921年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会员留影

在丰台、七里庄、大井村的讲演中，村民们对汤炳荣所讲的“北大平民夜校与本村国民小学的比较”及刘炽昌讲演的“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读书”颇感兴趣，讲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当王星汉讲演“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

在赵辛店讲演时，适逢春季，村里的农民们都忙于农耕，尽管团员们开着留声机，扯着旗帜，大声地讲演，也不过引来几个小孩和妇女。

在开展乡村讲演活动的同时，讲演团继续加大城市讲演的力度。从1920年4月开始，恢复4城讲演所的定期讲演，并增加虎坊桥1处讲演所。

受五四运动影响，讲演内容更多地与国事、时事、民生相对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些政治理念及有关爱国的讲演急剧增多，“青岛问题”“国民快醒”“国家和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抵抗强权”等话题显著增加，反帝反封建的色彩更加鲜明。

从讲演题目的变化可以看出，讲演团的关注点开始由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习文化转向关心时事政治，甚至讨论救亡图存的话题。至1922年，讲演团在城市的讲演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每年达到80余次，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有益尝试青史留痕

五四运动后，胡适、蔡元培、黄炎培等人更希望将这些“平民教育”活动，与政治意味强烈的“学生运动”脱钩，转换为“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这些看法对学生们的思想产生一定影响，再加上活动经费短缺、乡村讲演失败等诸多因素，团员们从创办前期的踌躇满志、上升时期的热血沸腾、过渡时期的重整待发，到最后阶段的消极分化，与讲演团共同经历了上升、转折、下滑的发展态势。

1923年以后，讲演团活动日渐稀少。从《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上，没有看到1924年的讲演踪迹，1925年也仅开展了12次讲演。至此，讲演活动基本上宣告结束。

作为社会服务型社团，讲演团为学生们提供了走出校园的实践机会，他们通过参加活动，将所学知识惠及社会百姓，让读书的意义得到更广的发挥，同时也锻炼了融入社会的能力，更加明确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团员们对中国社会认知的不同，从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讲演团发起人之一廖书仓，深受蔡元培赏识，毕业后被聘为北大法科讲师，后又在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平民大学任教，致力于“唤醒国民”的教育事业。许德珩、杨钟健、朱自清、罗家伦、周炳琳、俞平伯等人，毕业后或留学深造，或大学任教，他们始终以教育救国、改造社会为己任，最终成为教育家、学者或某一学科领域的开拓者。

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等人作为讲演团骨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成员。在讲演活动中，他们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1920年春，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经常去长辛店，开展平民教育，建立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长辛店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从1919年的风生水起到1925年的悄然无息，走过了6年不平凡的历程。团员从最初成立时的39人，到最终结束，先后有150多人参与其中。他们在城内、城外，工厂、农村，为平民、农民、工人讲演400余次，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唤醒了民众的觉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作为一代爱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有益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执笔：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