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政府将大批人员和物资转移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却有一位院士拒绝迁台，公开跟自己的学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唱反调，还把麾下社会学研究所整套人马、辎重留在南京，交给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他就是首倡社会调查实证学风的社会学家陶孟和。

 陶孟和

首倡社会调查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7年生于天津，早年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上学，半天读四书五经，半天学英文和数理化知识。1906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4年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习社会学。其间，与同学梁宇皋编写的《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将社会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1913年，陶孟和获得博士学位，抱着“调查入手，改革社会”的宏愿，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翌年，他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开设政治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根据讲义出版的《社会与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开创性著作。他善于运用西方学科知识，评论中国社会问题，所授课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论成果，受到学界高度认可。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京。作为“新派教授”，陶孟和用实际行动给予支持，积极为杂志撰稿，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思想启蒙与知识传播。1917年1月，他的《人类文化之起源》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同期发表的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后，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编辑杂志，并发表10余篇文章，如《社会》《新青年之新道德》《生存竞争与互助》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深刻道理，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就读于北大，后成为历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回忆：陶孟和参与编辑《新青年》，使其“北大社会学教授”的名声得到学界和世人的认同。

1918年春，陶孟和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首设《社会调查》专栏，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实证学风，“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调查既能了解中国社会的长处，又能找到社会的弊病，从而找到改革社会的方法。其中，“乡村调查最为重要”，中国以农业为本，绝大多数人务农，社会调查应从乡村农民生活着手。专栏还刊登了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农民境况的报告。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陆续发表了一些社会调查报告。

从底层民众生活中寻找改革社会的答案，是陶孟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点。进北大不久，他便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青年们走街串巷，调查北京内外城各区302名人力车夫的职业与生活情况。人力车夫大多20～40岁，每天工作约10小时，“终日暴露于风雨寒暑之中，汗透衣服而不能脱，其生活之痛苦，已极可惨”，收入却非常微薄。他们每天收入51～80枚铜元，除去赁车费约剩一半，当时每人每天生活费需15～20铜元，劳作一天仅能糊口。因收入太低，加上北京本地人尤其是旗人“尚奢侈”，不像山东人等外乡来者“俭省”，很少有人能存下钱，更不用说让子女受教育了。

调查中，陶孟和询问车夫，此前从事什么职业？得知绝大多数是小商人、手艺人，其他为无业者、农民，因生活所困，只得出卖苦力。挣到的钱怎么“消遣”？有的喜爱听戏、听书，有的“流于怠惰”，沉溺于赌博和嫖娼，这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卫生”，“皆有极恶之影响”。他指出，这是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应为车夫改善环境，建立“俱乐部一类之游戏场所”，然后“实施教育之计划”，使其成为“掌握技巧的工人”，“提高人力车夫即是提高社会”。

此后，陶孟和还发表《中国目下的失业问题》《中国劳工生活程度》《贫穷与人口问题》《新贫民》《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等关注民众生活、分析社会问题的文章，体现出他难能可贵的底层关怀和独到见解。

考察战后欧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跻身战胜国行列。为庆祝这难得的胜利，北大在天安门前举行讲演大会，陶孟和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发表了演讲。陶孟和发表题为“欧战以后的政治”的演说，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抱着无穷的希望”，期待借助这次历史契机，推动国内社会变革，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

1919年3月，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学校及各省教育会推举陶孟和、郭秉文等人，赴欧洲和日本考察各国教育。陶孟和在考察第一站伦敦时，遇到了李四光和丁燮林，慧眼识才的他立即向蔡元培推荐两人，并致信胡适，盛赞他们是“不多觏之材”，促成两人归国后到北大任教，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

此时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刚刚经历外交重挫：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之时，正是陶孟和一行到达巴黎之际，这真是“劈头就遇着一个大棒击”！尽管内心极度失望，巴黎和会会场又近在咫尺，但他没有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依照原计划继续欧洲考察行程，广泛深入调研，着重分析巴黎与欧洲形势，并对战后欧美国家及社会现状进行冷静分析，从而理性思考民族命运。

考察期间，陶孟和还不忘为北大图书馆精心选购英文书籍，并向当地华人、留学生推介《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他还以“明生”为笔名，在《每周评论》开设《欧游记者特别通讯》专栏，连载考察期间的见闻与思考，直至1919年8月该刊被迫停刊。

同年12月，陶孟和将考察欧洲的情况写成《游欧之感想》，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文章指出，巴黎和会并未改变强权跋扈、弱肉强食的世界。他告诫读者，重要的不是谴责列强出卖中国利益，而是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欧洲早已自顾不暇，就算有心也没有能力照顾中国的利益。“我们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们去诉冤，求他们的帮助。”这原本就是缘木求鱼，何其天真！事实上，这时的欧洲仍是战时政府，正是这帮“旧人物”主导巴黎和会，“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图上的颜色改变改变，把德意志逐出强权之列，换了一个东方崛起的日本”。他断定，德意志的战败将导致欧洲力量失衡，为日后更大的灾难种下祸根。果不其然！十几年后，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陶孟和对欧洲局势的判断极富远见，体现了一位社会学家的深邃眼光。

倡导“好人政府”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逐渐分化成革命和改良两大阵营。因为政治理念不同，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分化。陶孟和与胡适同为英美留学生，两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移至上海，引起陶、胡等人不满。这年年底，陈独秀去了广东，把《新青年》交给陈望道负责。陶孟和为此主张“停刊了事”，陈独秀便在给《新青年》同人作者的回信中反问：“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此后，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未投稿。

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7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称本不想谈政治，但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两年后，他又与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参与倡导“好人政府”。

这时的陶孟和，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的政治仍是专制的，社会必须改革。尽管他关心民众生活，并为此奔走呼号，但他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那样选择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而是作为一位知识精英，发挥自身专业学识，为社会改革不懈努力。

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改组内阁，出任国务总理，罗文干、汤尔和分任财政总长、教育总长，这届内阁因此被称为“好人政府”。尽管陶孟和等人全力支持，提出一系列治国方略，可是，这个先天畸形的“好人政府”，不过是吴佩孚借以结好孙中山、打击皖系奉系军阀的空架子，仅仅存在72天便宣告破产。“好人政府”这个民主共和幻梦的破灭，让陶孟和反躬自问，这种“少数人的责任”——将广大人民排斥在外的知识精英救国方案，怎么可能成功呢？！

由于这次失败，陶孟和开始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世上的事业没有捷路可走”，应“设法造有资格的人民”。1923年9月，他在《中国的人民的分析》中提出：中国99%都是小农人，他们跟商人、工人、有资本的工业家、知识分子群体一样，都没有资格维持共和政体。“现在不要空谈制度，先去设法造有资格的人民罢。”

此后，陶孟和成为《现代评论》主要作者之一，笔触所及，涵盖教育改革、土地人口、国际评论等广泛领域。1926年，他创办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长期担任所长。抗战时期，他坚守社会学研究所这座孤岛，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千家驹等青年学者，完成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陶孟和发文反对，思想进一步左转。1949年，他留在大陆，还动员旧日同事共赴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研究所所长，1960年因病去世。

（执笔：贾变变  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