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感慨：“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红楼成为新思想、新潮流的聚集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摇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

执掌北大　整顿校风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26岁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仕途前景光明。32岁时，因对清廷变革绝望，毅然弃职返乡。此后几年，他辗转绍兴、上海、青岛等地，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还曾创办《警钟日报》批判日、俄占领东三省的罪行，组织建立光复会，并亲自参与研制毒药和炸弹，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

1906年，蔡元培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讲授国文和西洋史。次年，他辞去教职，赴欧洲留学，学习西方文化及教育。辛亥革命爆发时，蔡元培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受孙中山邀请，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统一后，继续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体制，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尝试建立起我国近代教育体制，并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因对袁世凯的擅权和专制不满，半年后，他退出内阁，辞去教育总长职务。1912年9月，再度赴欧留学。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动。9月，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电报，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回国时，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蔡元培给自己定了“三不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回国后，有朋友劝他别去就职，因为北大太腐败，如不大加整顿，反而弄坏了自己的名声。也有朋友说：既然你知道它，就更应该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是尽了心。尽管北京大学校长是由政府任命的，但在蔡元培心里，他是去办教育，不是去做官。于是，他抱着“切实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的宗旨，毅然前往就职。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设之初主体为仕学院，所收学生多是在京官吏。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大学，并进行初步改革，但因官僚积习很深，改革很不彻底，校政极为腐败。不少学生官气十足、无心学习，他们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靠拉拢应酬混日子。教员敷衍塞责，平时不用功，上课照本宣科，学生提不起兴趣，只能打瞌睡、看杂书，学风很差。学生在乎的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毕业后的出路。专门研究学问的老师不一定受欢迎，在政府做官的兼职教员却颇受追捧，因为学生想要毕业后通过老师谋取官职。

蔡元培曾在北大任过教员，深知这种腐化的学风、校风，根源在于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求学观念出了问题。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为求学而来。

上任伊始，蔡元培大力整顿校风，尤其注重对师生的品德修养和纪律约束。当时的学校章程规定：各科选择品行敦笃、学问优长的学生评为优待生，优待生可以免交一年学费；班长或舍长在一学年内能够恪守校规，成为同学之表率的，可给予一定奖励；对于品行不修、学业荒废的学生，则受到谴责，严重者甚至可以令其退学；有对职员无礼、行为不检点的学生，进行严肃教育，令其悔改；对损害学校名誉的学生予以处理。同时，解聘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下、态度不认真和品行不端正的教员。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唤起其对自身人格的重视，在蔡元培提倡下，进德会、新闻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进德会、新闻学研究会、学术讲演会等由他亲自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蔡元培特意婉请个别行为不检点的教员入会，帮助其改造德行。校内还经常举办演讲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逐渐盛行，师生都活跃起来。同时，创办了许多新颖独特的刊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教授创办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故》月刊等，学生创办的有《新潮》《国民》等。新旧思想文化在一波波论争、交锋的热潮中刷新着学生的思想观念。

蔡元培希望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推行社会教育。1918年，北大开办校役夜班，230余位工友参加。夜班教师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学生热心施教，除认真授课外，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学生们逐渐懂得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强化了积极服务社会的意识，教员、学生和校工们无形中更加趋于团结。

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学生们逐渐懂得：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研究学术不是为做官，也不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此后，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认真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追求进步与革新的种子在学生心中萌芽。短短两三年间，北大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北大走上历史舞台。

抱定宗旨　改革体制

蔡元培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管理体制，首先从改革学校领导体制开始。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校。按照教授治校原则，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创立各种会议制度，凡事让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充分施展才能抱负。他作风民主，对各方面人才，一经认定就完全信任，放手让其工作，不过多干涉，使人尽其才，各显其能。

原来的北京大学校园仿佛一座衙门，学生有事请示校长时须写呈文。蔡元培非常厌恶这种做法，上任后立即发出布告，废除学生写呈文向校长请示的规定，他的办公室不设保卫和服务人员，师生有事随时可以找校长沟通，逐渐养成全校人人平等的氛围。他还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作为师生交流平台。《北京大学日刊》除发表校内消息外，还刊发师生论文，营造研讨学问的氛围。蔡元培还把学生的意见建议送校刊选登，并选择可行性建议付诸实行。

学科设置也是蔡元培的改革重点之一。此前，因学法科为做官之捷径，考法科的学生很多，考文科的较少，考理科的尤其稀缺，造成重法科、轻文理的不平衡现象。蔡元培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强调基础理论重于应用科学，并大刀阔斧地改革学科设置。他从教育发展及国家需要大局出发，通盘考虑，扩充文、理科，调整法科，取消工、商科，正式设立学系，创办研究所，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的偏向。同时，加强大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为形成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打下坚实基础。

推行平民教育，打开校门，开放女禁，是蔡元培开风气之先的改革举措。原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多为官宦子弟，寒门子弟较少。蔡元培改革招生制度，不看资格、出身，只注重学识、成绩。从1917年暑假起，连续3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报考，严格以成绩优劣为标准，择优录取，使贫寒、有志青年能进北大学习。出身贫苦，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北大还招收旁听生，只要有相关学力，经相关学科教员面试认可后，即可入校旁听。方便之门一开，各地前来旁听的青年络绎不绝。有些没办旁听手续的青年，也“溜”进来“偷”听，他们和正式学生一样可以领讲义，自由进出图书馆，不受歧视。这些旁听生住在校外价格便宜的公寓里，到北大旁听，苦读上进，不少成为栋梁之材。有些旁听生在北大受到新思想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也曾在北大旁听过课。

1919年春，求知若渴的甘肃女学生邓春兰给蔡元培写信，表示想到北大学习。此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不在北大，没能及时处理。6月，邓春兰发表公开信，呼吁大学开女禁。8月，《少年中国》刊出妇女问题专号，转载此信，一时引起很大反响。蔡元培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教育部规程没有规定不准收女学生，明年招生时，学力条件符合要求的女学生，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只要考试通过，就可录取。

不久，北大便有了第一位女学生王兰。王兰是江苏人，因病失学在家，想进北大求学。其弟王昆仑当时在北大就读，去问蔡校长是否可行。蔡元培问她敢来吗？王昆仑回答她敢！蔡元培说可以让她来试试。就这样，王兰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她到校时，因错过春季入学考试，学校准许其先入校旁听。此门一开，其他女学生也纷纷前来求学。1920年春，包括王兰、邓春兰在内，共有9名女学生到北大旁听，这年暑期经入学考试合格后，都转为正式学生。

男女不同校的惯例一经打破，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很多学校效仿北大的做法，开始招收女学生。

顺应潮流　融化新知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他接手时的北京大学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尽管旧教员中沈尹默、钱玄同等已开启革新端倪，但因受政治派别、教育体制、人事关系等因素牵制，北大革新步履维艰，封建守旧思想充斥各个学科。尤其在文科教员中，守旧派占据上风，特别是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成为革新障碍。当时，旧派的文科学长已辞职，这一职位由谁接任成为广大师生关注的焦点。

蔡元培抓住这次机会，从整顿文科入手，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他入职北大不久，就聘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正在北京办事，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为请陈独秀，蔡元培差不多每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很早，主人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坐在房门口的凳子上耐心等候。陈独秀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辞，他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蔡元培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态度打动了陈独秀，经过多次深入交谈，陈独秀慨然应允。陈独秀到北大后，协助蔡元培对北大人事管理、领导体制、学科建制、招考制度等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卓有成效，使北大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们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发起文学革命，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陈独秀是新文化阵营中影响最大、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他平时不注重细节，说话不讲方式，得罪了一些人，不少人怕他，甚至讨厌他。蔡元培却对他极为器重和爱护，对其弱点也不求全责备。梁漱溟曾评价：陈独秀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如果得不到蔡先生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更无用武之地。一次，北大三院教授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地指责理科学长夏元瑮，一些教授对陈独秀的盛气凌人不满，形成僵局。蔡元培出面劝解，才为他解了围。

1918年年初，蔡元培邀请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全力支持李大钊整顿图书馆。在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批准李大钊从国外购进大量图书，包括许多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社会主义文献，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辟出一片沃土。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北大图书馆成了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此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交流研讨进步思想。毛泽东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同年7月，胡适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经陈独秀举荐，蔡元培看到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十分欣赏，便请他到北大任教。1918年，刘半农、周作人等陆续被邀请到校任教。之后，鲁迅也到北大兼课。这些新聘教授，加上原来在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形成强大的新文化阵营，学校气象为之一新。

蔡元培聘请教授不拘一格，不受派别约束，每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就让其并存，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以文科为例：史学方面，有信古派陈汉章等，有疑古派钱玄同、胡适等；文学方面，有文言派黄侃、刘师培等，有改良派朱希祖等，也有白话派胡适、陈独秀等。教授们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一时间，北大课堂成为各派学说竞争辩论的场所。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非无所选择，例如：他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前提是不提倡复辟。这种兼容并包而有所提倡的态度，使北大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孕育地。

北洋军阀政府和守旧派视北大为异端和洪水猛兽，视蔡元培为始作俑者，纷起攻击。1919年3月，段祺瑞派的《公言报》刊登《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斥责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实亦太过”。守旧派代表林纾写公开信、小说，攻击北大和蔡元培。不断传出政府将要干涉北大的消息，甚至传言要在景山架炮轰击北大。在此情况下，有人登门劝说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之。蔡元培回答:“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倾力奔走　营救学子

在蔡元培倡导下，北大学生逐步确立研究学术为求真理的理念。为避免学生陷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另一个极端，蔡元培提出“读书不忘救国”的理念，将学术思想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使学生能从安静的课堂里，寻找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在这种理念影响下，学生们逐步认识到：身处国家危急时刻，只有为救国而读书，才是正确的选择。

学生们怀着爱国热情，关心时事发展，密切关注中国外交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期待公理战胜强权，要求取消各国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交涉，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最为关注的敏感问题。4月30日，和会不仅拒绝讨论中国的合理诉求，还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字承认。

5月2日，蔡元培召集学生代表和班长开会，讲述巴黎和会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之后，他把北洋军阀政府密电签字的消息告知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5月4日，北京高校3000多名学生结队游行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32名学生被捕。这天夜里，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同学的办法及处理善后事宜。学生们相顾无言，束手无策，沉浸在肃静无声的气氛中。忽然，大家听到有急切的脚步声走来，竟是蔡元培校长。看到校长，学生们害怕受到训斥，有的大声呼叫，有的放声大哭。

蔡元培走到前台，温和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他继续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日起照常上课。”蔡元培还找来修订法律馆总裁王宠惠，请其帮忙研讨与警察厅交涉的法律手续问题。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实权掌握在段祺瑞手里。蔡元培连夜拜访受段祺瑞倚重的孙宝琦，请他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孙宝琦因担心事情闹得太大，表示犹豫。蔡元培就坐在会客厅等待，从晚上9点左右，一直到午夜12点还不走。孙宝琦无奈，劝他先回家休息，答应明天去试一试。5月5日，蔡元培和各大专校长开会议定：学生此举是集体公共行动，不应由被捕的少数学生负责，应当由各校校长负责待罪。51岁的蔡元培日夜奔走，有人劝他量力而行，恐危及自身，他笑着说：“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几天后，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出于多方考虑，呈请辞职。经各方面大力挽留，于9月20日返回北大。

蔡元培认为，学有所成才能更好地爱国、救国。五四运动以后，他看到学生们有偏于政治活动的倾向，而忘却学生以读书为主业的本职，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使青年们有所觉醒。他帮助不少学生出国求学，寻求救国之道，同时还指导学生力所能及地为社会服务。在他影响支持下，北京大学的校工夜班、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很快发展起来，学生们走出校门，为劳苦大众服务。

此后几年，政治环境复杂多变，蔡元培多次请辞北大校长，未获批准。1923年春，他因不满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政策离职南下，后转赴欧洲考察，从事著述活动。他离校后，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这一时期，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教授会及各种委员会，制度科学完善，运转民主高效，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北大不因校长之去留，影响校务之正常运行。1927年，蔡元培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之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40年病逝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