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深夜，一位北大青年学子奋笔疾书写下：“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是为“五四宣言”文言版中的一段话。起草宣言的这位青年学子，也是五四运动发起者、筹划者之一，更是走在五四游行队伍前列的学生领袖，他就是许德珩。

许德珩

创办《国民》杂志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沈家冲，自幼受到父亲的民主革命思想熏陶，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他考取北京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国文系。许德珩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件夹衣过冬，为节省灯油和御寒取暖，大多数时间他会待在图书馆或教室里看书。校长蔡元培曾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积久不懈”。

1918年的一天，许德珩正在图书馆，看到一群学生围着一个人热烈地谈论着。此人身材魁梧，留着浓密的八字胡，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面带微笑、态度诚朴谦和。当得知这就是仰慕已久的李大钊时，他便马上加入到讨论中。许德珩很早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尤其从《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和《青春》等文章中，感受到强烈的战斗精神，并深受影响。

许德珩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盛铎，是著名藏书家，他通过许德珩，把自己一部分藏书送给了北大图书馆。此后，许德珩和李大钊更加熟悉了，二人常在李大钊办公室，畅谈新思想以及国家前途命运等问题。虽然许德珩是学生，但只比李大钊小一岁，二人之间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21日，北京各大学及少数天津学生代表2000余人，向总统府请愿，反对协议的签订，许德珩是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之一。这次请愿活动虽未达到目的，却使他明白团结、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7月，许德珩与邓中夏等人创建以“救国第一”为宗旨的学生救国会，并筹备创办《国民》杂志，邀请李大钊做指导。国民杂志社于10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各地、各校80多位社员到会。蔡元培、邵飘萍等也很支持，作为来宾参会。许德珩主持会议，报告筹备经过并说明创办杂志的必要性，会后发表国民杂志社成立启事。

不久，《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olshevism的胜利》，第一次系统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李大钊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许德珩感到震撼，视之为“卓越”之作，反复研读，心潮澎湃，认定俄国十月革命才是自己所期许的真正革命。

1919年1月1日，《国民》杂志创刊。蔡元培作序，对杂志寄予厚望，愿其永葆唤醒国民之初心。许德珩撰写《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的发刊词，阐述“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的办刊宗旨。《国民》杂志具有十分鲜明的反帝爱国色彩。许德珩既是这个刊物的负责人又是作者，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他在杂志第1至4期发表《外交与民气》《人道与和平》等10篇通论、专论和评论文章。他还邀请李大钊撰写《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揭穿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的隐语”。杂志第5期发表北大学生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较早译本之一。

《国民》杂志会聚了一批爱国青年，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编辑部大多数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许德珩的贡献尤为突出。

奋笔起草五四宣言

1919年5月2日，许德珩从校长蔡元培处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将转交给日本。他们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里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次日在北大举行学生集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及其他十几所学校代表共计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推举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大会主席，黄日葵、孟寿椿负责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会上，许德珩、易克嶷等许多学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罪行，令大家悲愤欲绝。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手指，写下“还我青岛”4个大字，全场为之动容。刘仁静为激发大家的斗志，拔刀准备当场自杀，以死警醒世人。会场上响起“游行去”“去总统府”“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气氛苍凉悲壮。

集会得到蔡元培的默许，他安排庶务科给许德珩一刀纸，起草宣言。当晚，许德珩奋笔疾书，写下文言文版《北京学生界宣言》：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宣言写好后，许德珩又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当时已近深夜，因弄不到白布做旗子，他扯下自己仅有的一条白床单。在微弱的烛光下，许德珩把床单撕成条状，用墨笔写下标语和口号，一直忙到天亮。其他同学也都在为准备示威游行的事而忙碌，有的找竹子做旗杆，有的写标语，彻夜未眠地赶做出了几百面大大小小的旗子。

五四被捕入狱

5月4日下午，天安门前，北京各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闻讯，先是让教育部一个次长来劝说学生解散，之后又命步军统领李长泰带着军警来阻止学生游行。李长泰从汽车中钻出，声嘶力竭向学生喊话，要求马上解散，甚至要用武力驱散学生。学生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齐声高呼“打倒卖国贼”，准备和军警搏斗。李长泰见势不妙，不敢继续弹压，最后只得声言学生举动要文明，便灰溜溜地走了。

集会中，学生们宣读并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即充满爱国激情的“五四宣言”。

“五四宣言”是许德珩五四前夜紧急起草的，又因种种条件所限，在五四当日集会和游行时并没有印出来，多日后才被新闻界报道，此后便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在五四游行中，许德珩自始至终走在队伍前列。他与其他同学不顾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的威胁和干涉，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欲前往日本等国使馆抗议。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阻止，他们向美国大使馆递交陈词后，从东交民巷经东长安街，穿过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处。

沿途，许德珩与学生们散发传单，许多民众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赵家楼胡同曹宅大门紧闭，学生们纷纷将标语、旗子投掷院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砸开围墙上的窗洞，设法跳进院内，打开大门，许德珩与游行学生一起，像潮水般涌进。学生激愤之下，一把火烧了曹宅。随后大批军警赶到，在现场和沿街抓捕未来得及散去的学生。许德珩与抓他的军警扭在一起，双方僵持不下，滚翻在地，最终被军警捆了起来，与北大同学及其他学校学生被捕。

狱中赋诗言志

许德珩等被捕学生受到军警的公开羞辱。军警指着他和易克嶷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煽动”，并故意把他们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对被捕学生进行讯问，许德珩据理力争：“我等先在街上游行，然后到公使馆求见美公使主持公理，因公使未见，我等又往东城曹汝霖家……我等找曹汝霖本欲向他辱骂，并无放火意思。曹汝霖对于中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

他们被关押在一个极其拥挤肮脏的小监房，里面只有一个大通铺，东西两边各放着一个尿桶，臭气熏天。每半小时还要听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是活的。到中午才能“放风”，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每人每天只给一个窝头，就着白水充饥。

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许德珩以诗言志：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由于各校、各界的积极呼吁、营救，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

随着运动进一步发展，5月底，受北京学联委派，许德珩与黄日葵等南下，联络发动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五四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爱国运动。6月28日，在全国人民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

1920年年初，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回国。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九三学社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成为著名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1979年，近90岁高龄的他，经邓颖超和乌兰夫介绍、中共中央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执笔：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