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政坛，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段总理，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界涌现出一位与之唱对台戏的“段总理”。他就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京学生联合会第一任评议长、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会长段锡朋。

段锡朋

学潮中历练

1916年，20岁的段锡朋由江西高等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在同学眼中，他一身蓝布长衫、手拿大折扇，总把北宋文豪欧阳修的文章道德挂在嘴边，似乎有些迂腐。但和他亲近的同学知道，这样的外表之下，段锡朋追求的是东汉名士不畏权贵、忠清亮直的风骨，心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抱负。

段锡朋入学不久，蔡元培执掌北大。开学式上，段锡朋聆听了蔡元培的就职演说，听到“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时，深受教育。从此，他对这位校长“好像小和尚在佛堂里朝见如来佛”，满怀敬仰之情。他自己也开始冲破旧北大做官发财的思想氛围，对新思想、新学说兴趣渐浓。

1918年5月7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为获取日本政府贷款和政治支持，与其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国家主权。5月21日，北大等学校学生2000余人集聚中南海新华门，游行请愿，以示抗议。学生们推举几名代表，面见代总统冯国璋，领头的就是段锡朋。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府，段锡朋毫不怯场，从容阐述学生请愿的目的和要求，与其他代表一起为国家权益据理力争。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学生代表被冯国璋一番说辞所欺骗，误信条约内容并非卖国，便各自返校复课。

因为这次学潮，校长蔡元培被迫请辞。对此，段锡朋一方面同情校长，不愿北大受到北洋军阀政府摧残，另一方面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青年学生应当不畏强权，积极发声，唤起统治当局的警醒，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对好友罗家伦说：“像汉、宋太学生陈蕃、李膺、陈京这班人的风骨，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

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成果，但是学生们通过运动初步组织起来。以北大学生为中心，北京部分进步学生组织发起学生爱国会（后称救国会），筹备出版《国民》杂志。经过几个月酝酿，1918年10月，国民杂志社宣告成立，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段锡朋被推举为评议部议长，主持评议、监督社团发展兴革和财务收支等事务。他积极为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出钱出力，并争取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帮助。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注重政治启蒙和常识普及，吸引了一批像段锡朋这样的爱国青年，很多社员后来都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经过学生运动和办刊的锻炼，段锡朋的组织才能、斗争经验都有所增长，日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学生骨干。

五四游行组织者之一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各界、各阶层纷纷举行爱国集会。汪大燮、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等北京社会名流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倡议５月７日国耻日召开国民大会，讨论解决办法。北京大学由新潮社和国民社负责组织参加。段锡朋为此积极奔走，组织和发动同学，做好相应准备。

5月3日，段锡朋正参加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突然接到蔡元培的通知，要他速去商议要事。在校长那里，他得到一个噩耗：政府已密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段锡朋由此联想到一年前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军事协定，对政府再三卖国的行径怒不可遏，决定立刻行动。他急匆匆赶回学校，和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几位同学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组织集会，到会的除北大1000多名学生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等10余所学校均有代表出席。大会定于５月４日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学界大示威。

第二天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商议下午到天安门前游行请愿事宜。大家推举段锡朋为大会主席，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下午1点多，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段锡朋发表演说，宣布大会决议：先去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大家高声赞同。随后，他和傅斯年一起，引领着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

行至东交民巷西口，使馆界巡警不放行，原定游行路线受阻。群情激愤之下，学生们转而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家。傅斯年、段锡朋见状怕发生意外，极力劝阻无果。冲进曹宅后，高师学生匡互生准备放火。段锡朋发觉他的举动，考虑游行原本商定进行有组织的抗议，便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接着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的事。大批军警赶到时，大多数学生已撤走，32名学生被逮捕。

晚上8点，北大学生召开大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众议纷纭却无人上台主持。召集会议的法科学生方豪被推举为主席，他则举荐了自己最信赖的室友段锡朋，理由是在这样紧张的情势下由段主持最为妥当。大家一致认为，段锡朋作为法科政治系学长，是担任主席的合适人选。段锡朋就这样站到了最前线。

北洋军阀政府扬言镇压学生运动，并视北大为眼中钉。第二天一早，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为了探听虚实，派遣军法处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大。虞氏是个旧官僚，思想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一开始气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并恐吓说：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以严刑。段锡朋立即站出来，反驳他说：我们不怕恐吓和压迫，要再接再厉干下去；如果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不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其他学生纷纷附和。虞氏被段锡朋和同学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希望学生不再上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最后匆匆离校而去。

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段锡朋作为公推的主席组织会议。大家争相发言，就是否罢课产生意见分歧。段锡朋把每个发言者意见简述一遍，分别剖析了主张与反对罢课的理由，给同学们两分钟时间思考，再付诸表决。原本热闹纷乱的会场一时寂静无声。最后大家决议，各校罢课直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推举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决定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第二天，北京学联正式宣告成立，段锡朋被推举为首任评议长，主持学联一切事务。

学联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段锡朋每天在这里不知疲倦地工作十几个小时，组织学生开展街头演讲，发动全体总罢课，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有几次工作到深夜，段锡朋和同伴挤在一张窄小的硬木床上，商讨对策，畅谈抱负，一直说到天亮。他还和钟巍、刘翰章作为代表，前往关押学生的警察厅“投案”。警察厅讯问3人后，将他们放回，给同学们带去的食品也没能送进去。段锡朋临走时写了一封慰问信，鼓励被捕同学以乐观的精神“静心养气”，等待校方设法取保释放，相信很快就能和大家再见面。

段锡朋处事有方、勇敢热忱的姿态，令同学们刮目相看，对他十分敬佩、拥护。为表示与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对抗，大家戏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

5月24日，学联邀请北京商界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商学恳亲会。大批警察突然袭击，试图逮捕会议主席段锡朋，段锡朋在同学们掩护下躲过一劫。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并没有浇灭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学联秘密转入地下活动，经过反复开会研究，决定进一步联络发动京外各地学生、民众一起斗争。

段锡朋与许德珩、黄日葵等先后南下，一方面联络学生和各界一致行动，一方面筹备成立全国性学生组织。到5月底，待各地联络布置稍有头绪，段锡朋在上海给留在北京的罗家伦等人发密电，让他们组织学生相机发难。他接着四处奔波，赴上海县商会、总商会动员罢市，结果无功而返。6月4日，段锡朋接到罗家伦来电，说是前一天他们在北京组织同学再次上街演讲，却遭军警大规模逮捕。段锡朋十分愤慨，带头走上街头宣传，挨户动员上海各商号罢市。一些商户不理解、不支持罢市行动，段锡朋和其他学生代表便苦苦相劝，甚至不惜“沿街跪求”，令人动容。上海工人得知学生动员罢市的消息，5日上午开始相继自发罢工，各商号在学生恳求和店员支持下也陆续罢市。

6月5日下午，北京、天津等地代表参加上海各界联席会议，段锡朋向大家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分享运动经验。他讲到，北京学生抱定牺牲决心，上街演讲宣传前就备好下狱的衣装和道别家人的遗书。在场各界代表深受感动，决议组织成立全国商学工报联合会，继续罢课罢工罢市。会议通电：“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工学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

五四运动如燎原之势迅速扩及全国，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段锡朋意识到，建立全国学界联合组织的时机成熟，开始联络京、津、沪、宁、杭各校学生领袖，紧锣密鼓筹建全国学联。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学联主席何葆仁为副会长。

全国学联成立后，段锡朋等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组织学联进行集会、召开国民大会等各种形式的拒签斗争。6月27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和华工、华侨包围中国政府代表驻地，阻止其前往和会签约。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运动取得胜利。

毛泽东后来曾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段锡朋属于后者。1920年10月，由蔡元培、胡适等推荐，段锡朋与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得到上海棉业大王穆藕初资助，赴美留学。1925年，段锡朋留学归国，先后到武昌大学、广东大学任教。北伐时期，他一手创建江西极端反共团体“团”，成了反共的“前锋”。1930年起，他相继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48年病逝于上海。

（执笔：陈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