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他风华正茂，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投身思想启蒙运动和学生运动，积极组织和参加改造社会的团体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五四健将的闪光印记。他的名字叫周炳琳。

周炳琳

参与创办《国民》杂志

1913年，21岁的周炳琳从浙江黄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后升入法科经济门。起初，他埋头读书，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想顺利完成学业，作为将来做官的“敲门砖”。

时值蔡元培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的氛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陈独秀被聘任为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随之迁入北京。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进步教授的启发和影响，周炳琳很快融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先前想做官的想法“去掉了一半”，迈向新的人生道路。

当时，在老师们办的刊物影响下，北京学生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8年10月，周炳琳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同学，商议每人出5块大洋，凑了1500余元，在校外租了间大房子，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成立大会召开时，蔡元培校长到会致辞，寄予厚望。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周炳琳等编委轮流担任主编。

《国民》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唤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意识。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北京知识界一部分人和青年学生受到震动和影响。《国民》杂志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分内容。周炳琳较早读过《共产党宣言》，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认识比较模糊。当阅读到英文杂志《双周》的一篇文章时，他深感震撼，当即译为《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发表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该文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回国后的基本思想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文章结尾充满豪情地写道：“鲍尔锡维克主义的红旗必将飘扬在全世界！”紧接着，周炳琳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2号上，发表《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介绍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号召“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新社会”。

创社办刊期间，周炳琳广泛联络北京各校200多名国民杂志社社员，历练了组织动员能力。不久，国民社社员即与新潮杂志社成员一道，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重要成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大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开启民智，进行平民教育。

1919年3月23日，由邓中夏、许德珩、周炳琳等39名北大学生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二院马神庙理科校长室举行成立大会。该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组织团员走上街头，开展大众化演讲。周炳琳被推选为讲演团文牍干事，负责文稿的编印工作。

讲演团成立后，周炳琳等人经常组织北大同学分赴北京东西南北4城，面向群众开展宣讲。他们通常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打着小白布团旗，携带铜锣，到人多的地方，鸣锣开讲，传播科学知识、爱国精神、新伦理观念和新社会政治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炳琳的演讲活动非常密集：1919年３月27日在护国寺演讲“什么是国家”，启发民众的国家概念和家国情怀；5月18日在北京4城演讲“山东与全国的关系”，唤醒部分对山东问题冷漠的民众……这些演讲饱含救国救民的真挚情怀，触动了人心，引起共鸣，获得群众的掌声和喝彩。

很快，街头演讲从城市扩展到农村。1920年3月27日晚，周炳琳等召集平民教育讲演团干事会，决定利用春假，深入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演讲。从此，讲演团在城里和乡村开展了多次演讲，他们把印好的讲演稿和通俗杂志分发给民众，即便经费拮据，时常遭到警察干涉，但始终没有放弃。

这些深入工农大众的讲演，传播了新知识、新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周炳琳也从与群众接触中受到教育，坚定了改造社会的决心。

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19年5月2日晚间，北大部分爱国学生在北大西斋大饭厅举行会议，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组织北京各校同学示威游行。5月3日，周炳琳和几位同学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得知，北洋军阀政府密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对德和约上签字，这让他们愤慨万分。当晚，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法科礼堂集会抗议，决定第二天联络各校，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5月4日上午，周炳琳联络各校国民杂志社社员，动员他们走上街头。下午，热血沸腾的他脱下身上的毛背心，存放在红楼前的传达室，和同学们步行到天安门前，汇入浩浩荡荡的爱国学生游行队伍。

下午４时，游行队伍穿行东交民巷受阻后，辗转向赵家楼进发，欲冲入曹汝霖住宅。守卫门口的警察同情学生运动，悄悄告诉周炳琳：“你们搞运动，很好，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要小心！”墙不高，有的学生翻墙进去，开了大门，一群同学冲进去，直奔曹汝霖的卧室。曹汝霖闻声藏进暗室，躲过了同学们的搜寻。躲在地下室锅炉房里的章宗祥被一把大火吓得跳了出来，同学们根据事先辨别过的照片认出了他，群情激愤，动起手来。这时，一个日本人赶紧护卫着章宗祥逃出后门，部分同学追到一家卖烟酒的杂货铺，愤起痛打。

闻讯赶来的军警包围了曹宅，不少同学当场被捕。周炳琳和大批同学撤了出来，大家本打算一起回校，却在大街上走散。又有一些同学被便衣警察分头架走，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许德珩。周炳琳因态度沉着，加之身穿灰袍掩盖了翻越曹宅围墙时所沾灰土，逃过追捕。

同学们回校当晚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大家立誓同生死，拼命也要搭救被捕同学。蔡元培校长前来安慰。经过各界积极交涉，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32名被捕学生。５月７日，师生们在北大广场热烈欢迎被捕同学回校，随即周炳琳被推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

不久，迫于学生运动不断施加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当月，周炳琳被推为设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兼秘书，参与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广泛联络各校学生代表。这年夏，周炳琳等作为北大学生代表赴上海演讲，直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当时在场的孙中山听了为之鼓掌。几天后，周炳琳前往孙宅谒见，孙中山鼓励他说：“我以前的革命是不彻底，今后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必须要有武力。你们要彻底革命的跟我来！”

周炳琳等同学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被爱国实业家穆藕初看在眼里，遂决定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作为选派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奖学金。1920年，经蔡元培校长亲自组织选᠀，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5人相继赴欧美留学，在当时被戏称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在门厅与周炳琳亲切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

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鼓舞着青年学生的爱国斗志，知识界改造社会的努力更趋组织化。

1919年7月１日，在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努力下，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了。周炳琳协助李大钊编辑学会会刊《少年中国》月刊，被选为月刊第一组编辑员。编刊之余，他依旧笔耕不辍，文章常见于报刊。当年10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刊发周炳琳《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发出北大正式招收女生的呼吁。1920年《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第2期，连续刊登他撰写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九一九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两篇总结学生运动的文章，号召青年“奋斗！牺牲！”“分担工作、分取所获”和“消灭阶级、实现共和”等。

少年中国学会凝聚了一大批精英分子，可谓人才济济。会员们经常在宣武门外岳云别墅开会，有时也在陶然亭、北大图书馆等地开会。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第一次年会在岳云别墅召开，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参加，欢送周炳琳、康白情等会员出国留学。出国之前，周炳琳还出席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常会”。

参与创办和编辑《国民》杂志之初，周炳琳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已有向往之心。1920年，他秘密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但到1921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正式公布研究会规约，公开征收会员时，周炳琳因赴美留学，没有出现在会员名单上，这段经历一度被历史大潮所湮没。

周炳琳漂洋过海一去5年，接受欧风美雨洗礼，与国内酝酿和创建共产党、从事革命斗争的师友渐渐疏离。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他1925年回国，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北方支部的成员。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炳琳等北平教授托中共地下党送去金华火腿、时表等物资，毛泽东回赠以梅花鹿图案的羊毛地毯。抗战期间，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他积极议政建言，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支持共产党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任教，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断然拒绝蒋介石派来专机接人撤离的“美意”，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炳琳继续在北大任教。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传道授业之余，他时而会沉浸在青年时代与友人一起策划组织学生运动和参加社团活动的点滴回忆中。1963年，这位毕生奋斗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北京医院病逝，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执笔：韩勤英）